萬歷十五年|第七章 李贄——自相沖突的哲學家 · 8

  如果本朝的統治者感到了此路不通,企圖改弦易轍,則必然會導致社會成員以自存自利為目的,天賦人權的學說又必然如影隨形地興起,整個社會就將遭到根本性的沖擊。但是這種局面,在歐洲的小國里,也要在幾百年之后,等市民階級的力量成熟,才會出現,張居正和李贄正不必為此而焦慮。事實上,他們也不可能看得如此長遠,他們企盼的自由,只是優秀分子或者是杰出的大政治家不受習俗限制的自由。

  張居正是政治家,李贄是哲學家,他們同樣追求自由,有志于改革和創造,又同樣為時代所扼止。李贄近于馬基雅弗利,但是他的環境不容許他像霍布斯洛克一樣,從個人主義和唯物主義出發構成一個新的理論體系。他察覺到自己有自私自利的一面,別人也是如此,但他不能放棄孔子所提倡的仁。這樣,他只好在形而上學中找到安慰——世間的矛盾,在“道”的范疇中得到調和而且消失。這在心學中也有類似的理論,即至善則無形,至善之境就是無善無不善。

  這樣的唯心主義已經帶上了神秘的色彩,很難成為分析歷史現象的有效工具。而另一方面,他思想中唯物主義的部分也并不徹底。這使李贄不可能從根本放棄以倫理道德為標準的歷史觀,因之自相矛盾的評論隨時會在他筆下出現。比如他贊成寡婦守節殉夫,但對卓文君的私奔,又說是“歸風求凰,安可誣也”。他斥責王莽、張角,但又原諒了很多歷史人物,有如五代史中的馮道。這些人物的所作所為和當時的道德規范不相符合,李贄認為情有可原。因為,從長遠來看,他們為國家人民帶來了更多的利益。這些以遠見卓識指導自己行動的人物,足以稱為“上人”,而李贄自己能作出這種評論,則成了“上人”之上的“上上人”。

  這些在理論上缺乏系統性的觀點,集中在他編訂的《藏書》之中。李贄對這部書自視甚高,稱之為“萬世治平之書,經筵當以進讀,科場當以選士,非漫然也”,并且預言“千百世后”,此書必行。他認識到,他的觀點不能見穿于他所處的社會,然而這個社會需要如何改造才能承認他的觀點,在書中卻不著一字。在今天的讀者看來,他心目中的“千百世后”,皇帝仍然出席經筵,科場仍然根據官方所接受的歷史觀取士,則仍為一個矯飾的社會。

  1601年初春,芝佛院被一場人為的火災燒得四大皆空。據說縱火者乃是當地官吏和縉紳所指使的無賴。這一案情的真相始終未能水落石出,但卻肯定與下面的一個重要情節有所關聯。

  李贄在麻城的支持者梅家,是當地數一數二的大戶,家族中的代表人物梅國楨又正掌理西北軍事。梅國楨有一個孀居的女兒梅澹然曾拜李贄為師,梅家的其他女眷也和李贄有所接觸。這種超越習俗的行動,在當時男女授受不親的上層社會里,自然引起了眾人的側目而視。但是李贄對輿論不加理睬,反而毫無顧忌地對澹然和她的妯娌大加稱贊。他和她們往來通信,探討學問。他著作中所提到的“澹然大師”、“澄然”、“明因”、“善因菩薩”等等,就是這幾位女士。他說:“梅澹然是出世丈夫,雖是女身,男子未易及之!庇终f:“此間澹然固奇,善因、明因等又奇,真出世丈夫也。他在著作中,理直氣壯地辯解自己和她們的交往完全合于禮法,毫無“男女混雜”之嫌,但是又不倫不類地寫下了“山居野處,鹿系猶以為嬉,何況人乎”這些話。他把澹然比為觀世音,并把和這幾位女士談論佛學的文稿刊刻,題為《觀音問》。他還有一首題“繡佛精舍”的詩:“聞說澹然此日生,澹然此日卻為僧。僧寶世間猶時有,佛寶今看繡佛燈?尚Τ赡性律吓,大驚小怪稱奇事。陡然不見舍利佛,男身衰隱知誰是?我勸世人莫浪猜,繡佛精舍是天臺。天欲散花愁汝著,龍女成佛今又來!”

  寫作這些詩文函件的時候,李贄已年近七十,而且不斷聲稱自己正直無邪,但是這些文字中所流露的挑戰性,無疑為流俗和輿論所不能容忍。反對者舉出十余年前李贄狎妓和出入于孀婦臥室的情節,證明他的行止不端具有一貫性;對這種傷風敗俗的舉動,圣人之徒都應該嗚鼓而攻之。

  事情還有更為深刻和錯綜的內容。李贄的這種行動,在當時的高級官僚看來,可以視為怪僻而不必和公共道德相聯系。但下級地方官則不能漠然置之。因為他們負責基層的行政機構,和當地紳士密切配合,以傳統思想作為社會風氣的準則,教化子民。他們的考成也以此為根據。李贄的言行既然有關風化,也就是和官僚紳士的切身利益有關。然而如果把問題僅僅停留在這一點上,也還是皮相之談。因為對官僚紳士自己來說,行為不檢甚至涉及淫亂,本來是所在多有,毫不足怪。如果他們本人不事聲張,旁人也可以心照不宣。李贄究竟無邪還是有邪,可以放在一邊不管,關鍵在于他那毫無忌憚的態度。他公然把這些可以惹事生非的情節著為文字,而且刊刻流傳,這就等于對社會公開挑戰,其遭到還擊也為必然。而且,他的聲名愈大,挑戰性就愈強烈,地方官和紳士也愈不能容忍,對他進行懲罰已屬責無旁貸。這些人雇傭地痞打手焚燒芝佛院,行為可謂卑劣怯弱,但在他們自己看來,則屬于衛道。

  這次事件已經早有前兆。5年之前,即1596年,有一位姓史的道臺就想驅逐李贄。僅僅因為李贄的朋友很多,而且大多是上層人物,這位道臺才不敢造次,只是放出風聲要對他依法處理。李贄對這種恐嚇置若罔聞,于是史道臺又聲稱芝佛院的創建沒有經過官方批準,理應拆毀,李贄答辯說,芝佛院的性質屬于私人佛堂,其創建“又是十方尊貴大人布施俸金,蓋以供佛,為國祈福者”。答辯既合情合理,再加上知名人士從中疏通,這位道臺沒有再別生枝節,而李贄則自動作了一次長途旅行,離開麻城前后約計4年。他在山西訪劉東星,登長城,然后買舟由大運河南返,在南京刊刻《焚書》,1600年又回到芝佛院。這次招搖的旅行使當地官紳更為痛心疾首,而尤其糟糕的是,他居然在給梅澹然的信上說麻城是他的葬身之地。是可忍,孰不可忍,官紳們既想不出更好的辦法,只好一把火燒了他的棲身之地。事變發生以后,馬經綸聞訊從通州趕來迎接李贄北上,并且慷慨地供應他和隨從僧眾的生活所需,使李贄的生活得以保持原狀。在通州,也經常有朋友和仰慕者的拜訪和請益,因此生活并不寂寞。

  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年里,他致力于《易經》的研究。因為這部書歷來被認為精微奧妙,在習慣上也是儒家學者一生最后的工作,其傳統肇始于孔子。李贄既已削發為僧,他已經了解到,所謂“自己”只是無數因果循環中間的一個幻影;同時,根深蒂固的儒家歷史觀,又使他深信天道好還,文極必開動亂之機,由亂復歸于治,有待于下一代創業之君棄文就質。在1601年,李贄提出這一理論,真可以說切合時宜,也可以說不幸而言中。就在這一年,努爾哈赤創立了他的八旗制度,把他所屬的各部落的生產、管理、動員、作戰歸并為一元,改造為半現代化的軍事組織。而也是僅僅兩年之前,這個民族才開始有了自己的文字。就憑這些成就,努爾哈赤和他的兒子征服了一個龐大的帝國,實質上是一個單純的新生力量接替了一個“文極”的王朝。所謂“文極”,就是國家社會經濟在某些方面的發展,超過了文官制度呆板的管制力量,以致“上下否隔,中外睽攜”。努爾哈赤的部落文化水平低下,但同時也就在“質”上保持著純真。舍此就彼,泰否剝復,也似乎合于《易經》的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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