萬歷十五年|第六章 戚繼光——孤獨的將領 · 1

  一代名將戚繼光在陽歷1588年1月17日離開了人間,按照陰歷計算,為萬歷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。如果這消息已為皇帝所獲悉,則多半是出于東廠中秘密警察的勞績,因為政府的正式檔案中并沒有提到這件事情。

  三個月以前,戚繼光的名字最后一次在御前提出。一位監察御史上疏建議起用這位已被罷免的將領。這一建議使皇帝深感不悅,建議者被罰俸三月,以示薄懲。戚繼光是本朝最有才能的將領,其被劾罷官三年以后仍不能見諒于萬歷,原因全在于他和張居正的關系過于密切。

  但是通觀本朝武將的經歷,其不幸似乎又不僅止于戚繼光一人。甚至可以說,戚繼光的謝世縱然并沒有得到應有的榮哀,然而他在生前所受到的重視,仍然大大超過了其他將領。他的朋友,另一位名將俞大猷,和戚繼光一樣,具有再造本朝軍事力量的宏圖,但卻屢被參劾并受到申斥,難酬壯志。另外幾位高級將領,盧鏜先被拘禁,后遭斥革;湯克寬被拘釋放,命令他戴罪立功,最終在塞外為國捐軀。戚繼光部下的將領胡守仁、王如龍、朱鈺、金科等人也受到革職或戍邊的處分。惟一的例外則是與他同時的劉顯,雖然屢被參劾,卻能巋然不動。這并不是朝廷對他特別垂青,而是他負有征剿四川“土蠻”的重任,這一戰爭曠日持久,也找不到更合適的人選取代他的指揮權。劉顯去世以后,他的兒子劉廷被譽為跨灶之兒,繼之而成為萬歷一朝的名將,但也送經革調,1619年和努爾哈赤作戰,在倉猝進兵的情況下力戰而死。

  這些令人同情的遭際,在本朝帶有普遍和必然的性質。探本溯源,還必須從本朝文官和武將之間的關系說起。誅仙小說

  概括說來,武將領兵作戰,和文官集團的施政原則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。當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不能平衡,沖突激化,以政治手段調劑無效,通常就會導致戰爭。有時候嚴重的天災造成大面積的饑荒,百姓面對死亡的威脅,也會鋌而走險,訴諸武力。但是我們帝國的文官,則一貫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為施政的前提,如果事情弄到動用武力,對他們來說就是失敗的象征。他們具有一種牢不可破的觀念,即上自國家,下至個人,不能把力量作為權威。如果一個地區有什么特殊的經濟利益,那么就應當加以壓抑而不是提倡。至于天災足以引起戰爭,則尤為無知妄說,因為從道德觀念來說,天下的事物無不可以共同分配,災民的暴動,乃是小人犯上作亂的劣根性使然。

  但是就武將來說,他們所受到的訓練和戰爭的經歷卻養成了和文官截然不同的氣質。他們需要具備準確的選擇能力和決心,著眼點在于取得實效而不避極端;沖鋒陷陣,要求集中全力,對敵人的重點作猛烈打擊;退守防御,考慮的是地形的險要和工事的完善,如不可守就要斷然放棄;戰斗勝利,就一心擴張戰果,而不為其他問題而猶豫。在一般情況之下,他們把自己和部下的生命視為賭博場中的籌碼,必要的時候可以孤注一擲。而大多數文官則以中庸之道為處世的原則,標榜穩健和平。武人在刀劍矢石之中立下的汗馬功勞,在文官的心目中不過是血氣之勇,即使克敵制勝,也不過是短暫和局部的成功而已。

  在維持軍隊給養的問題上,同樣表現了帝國政府重文輕武的風氣。讓軍人自己組織和管理后方勤務,根本不能考慮;即使是在文官管轄之下,把倉庫的地點按照戰略需要來作適當的配置,也被看作有悖于平衡施政的原則。這種風氣還使軍人退伍以后不能得到正常的社會地位。本朝治理農民的根本方針是保持他們的淳樸無知,一個士兵退伍還鄉,就等于增加一個無業游民,因為他在軍隊里所學到的技術和養成的起居習慣,已經難于再度適應農村的生活,事情的復雜性就會因之而增加。軍官退伍以后所引起的問題更為嚴重。在別的國家里,一個退伍軍官通常都受到應有的尊敬,如果擔任民政職務,他的管理經驗也能保證他勝任愉快。然而事情適得其反,我們的軍官在長期訓練中所培養的嚴格和精確,退伍以后竟毫無用武之地。他會發現在軍隊以外,人們所重視的是安詳的儀表、華麗的文辭、口若懸河的辯才以及圓通無礙的機智!偠灾,和他已經取得的能力恰恰相反。

  這種觀念上的南轅北轍,使文官不僅在精神上對武官加以輕視,而且在實際作戰中,他們也常常對高級將領提出無理的指責。如果將領當機立斷,指揮部隊迅速投入戰斗,那是貪功輕進,好勇嗜殺;要是他們暫時按兵不動,等待有利的戰機,那又是畏葸不前,玩敵養寇。兵士抄掠百姓,該管的長官自然要受到處分,然而事情的背景卻常常是軍餉積欠過久。軍餉由文官控制,然而一旦發生事故,他們卻可以毫不承擔責任而由將領們代人受過。

  也許是有鑒于唐朝藩鎮的跋扈,本朝從洪武開始,就具有這重文輕武的趨向。大約經過了一百年,文官集團進入了成熟的階段,她們的社會地位上升到歷史上的最高點;換句話說,也就是武官的社會地位下降到歷史上的最低點。這種畸形的出現,原因在于本朝的政治組織為一元化,一元化的思想基礎則是兩千年來的孔孟之道。如果讓軍隊保持獨立的、嚴格的組織,和文官集團分庭抗禮,這一元化的統治就不可能如所預期的成長、發展,以至于登峰造極。這種制度既經固定,將領們即使出生入死,屢建奇功,其社會影響,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塊文章。

  這種制度和風氣所造成的嚴重后果早已被事實所證明。本朝的軍事應敗盡人皆知,但其敗壞的程度卻出人意外。北方的邊境每年都為俺答所入侵,被擄走的人民和劫去的財物不可勝計。1555年戚繼光調赴浙江新任的時候,東南沿海也迭經倭寇的蹂躪。正當悲觀和惶惑遍布于濱海各省,一股50至70人的?芫箘撛炝艘粋奇跡。他們登陸后深入腹地,到處殺人越貨,如入無人之境,竟超過杭州北新關,經淳安入安徽歙縣,迫近蕪湖,圍繞南京兜了一個大圈子,然后趨秣陵關至宜興,退回至武進。以后雖然被殲,但是被他們殺傷的據稱竟有四千之多。而南京為本朝陪都,據記載有駐軍12萬人。這樣的軍事行動,在世界戰爭史上亦當稱為罕見。

  面對這樣令人焦慮的局面,戚繼光的任務決不僅止于單純地擊敗倭寇。他首先要組織一支新型的軍隊。從他的軍事著作《紀效新書》中可以看到如何有條不紊地實施他的建軍方案:宣布招兵的辦法,規定月餉的數字,擬訂分配列兵職務的原則,明確官兵的職責,設計隊、哨、局的組織,統一武器的規格,頒發旗幟金鼓這一類通訊器材,等等。建軍方案的核心部分是確立鐵一般的軍法。軍法的精神在于“集體負責”,即所謂“連坐法”,一隊和一哨的官兵要互相保證在作戰中勇往直前,不得退卻。一人退卻則一人被斬首,全隊退卻則隊長被斬首,隊長殉職而全隊退卻則全隊被斬首。

  《紀效新書》所涉及的內容非常廣泛,甚至還記載了一種制作干糧的方法。然則這部著作的出現,也正好在另一個角度上反映出了當時的軍訓軍令都沒有固定的準則,專門研究軍事技術的學校從未成立。如果部隊手冊、戰斗綱要、編制表、后勤補給圖解和軍法條文等為軍中必需的文字材料曾經存在,那么,它們不是沒有付諸實施,就是早已不合現狀,所以戚繼光才會在他的書里不厭其詳地作出規定和闡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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